6户。[14]
云南内地设府、州、县，实行以流官为主的统治，在边远地区则建立宣慰司、宣抚司、安抚司、长官司、“御夷”府州等，全由土司管辖。矿冶业迅速发展，银、铜的产量居全国第一。[12][17]
明初开始，随着中央政权统治的深入，入迁的人口源源不断，除少数偏远的民族聚居区外，“夷化”过程基本中断。进入云南的汉族以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各重要地区，并在与当地各族的交流来往中发挥主体作用和影响，经相互融合而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云南汉族群体，[16]“夷人”汉族移民相互依存、相互交流、相互帮助、相互融合为形成“云南人”。
明代云南西南的“白夷”傣族贵族思伦发、思任发、思机发数次积聚力量，试图建立“麓川王国”，与明朝抗衡。明朝分别于1441年、1443年、1448年发动了征伐麓川的军事行动。嘉靖年间1522－1566，缅甸洞吾王朝对云南西部边疆的侵略活动愈演愈烈，侵占了滇西大片土司地方，并进犯姚关。1583年，明朝廷命邓子龙等率军前往云南抵抗。在今施甸姚关地区打败缅军，阻止了其进一步的侵犯。后十余年，明朝军队与洞吾军队长期征战于陇川、猛卯、猛密、蛮莫、孟养之间。[20]
明末，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，曾拥护流亡皇帝永历帝以昆明为根据地为抗击清军。
清朝时期
主词条：云南回民起义、重九起义
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进攻云南，永历帝及其随员逃至缅甸。康熙元年1662年，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子被吴三桂从缅甸逮回，绞死在昆明金蝉寺，明朝最后一代王朝覆灭。清康熙年间，吴三桂的叛乱被粉碎。
清朝沿袭明朝制度，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。滇南的元江府、普洱府等地，明代王朝势力尚未深入。清兵入滇，元江土知府那嵩抗清失败，顺治十七年1732年改设流官。雍正二年1724年威远改土归流，雍正九年1731年设置普洱府。雍正十年1732年设置他朗通判。[14]
雍正年间鄂尔泰推行“改土归流”，边疆部分地区仍保留土司制度。清代前中期对云南地区实施的府州升降、卫所裁并和改土归流等行政、疆域调整，在云贵地区系统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体系，并为外来移民的全面进入和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，对云南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。[21]
雍正时期云南布政司领府23、直隶同知1、州31、土府、州各1，主要统治重心区域的行政设置基本沿袭前明，但土司、土官的建制数目比明代明显减少。[22]康熙六年1667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间，云南地区有16个府级行政单位发生建置变动，调整面达到雍正朝全省府级数的667％。[23]雍正四年、五年1726、1727年，原隶四川的东川、乌蒙和镇雄三府经改土归流后分别划入云南，基本奠定了现代滇东北行政区划格局。[24]到嘉庆年间云南共领府14、直隶州4、直隶厅4。
乾隆朝对云南农业的开发[25]，保证了云南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，促进了云南人口的稳步增长。[26]清朝时期大量移民入滇，康熙朝开始在云南实行的“放本收铜”政策[27]，带动了交通业、商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。使汉文化在云南得到广泛和深入的传播，云南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。[16]
鸦片战争后，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《中法会订越南条约》，将云南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，蒙自、蛮耗、河口等地被划为商埠，从领土主权、矿产开发到经济贸易等各个方面对云南边境进行侵略。[28]法、英两国对云南的强侵豪掠，使得云南边境告急。
咸、同年间，云南发生回民杜文秀起义，滇西、滇中、滇南均有战火。清朝末年，云南省为300余万两，岁出约需600余万，每年除由部库拨款及各省协济160余万元，尚不敷100余万。
1910年，滇越铁路全线通车，改善了云南对外交通运输条件，推动了云南经济尤其是矿业的发展。锡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支柱产品，锡业代替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命脉，促进云南煤业的发展。矿业中心从滇东北地区转移到滇越铁路沿线地区，形成滇越铁路沿线矿业带，滇越铁路沿线矿业带也成为近代云南矿业最发达地区。但通过滇越铁路，法国滇越铁路公司获取了高额利润[29][30]。[31][32]
宣统三年1911年10月30日，发动了昆明起义重九起义，组建云南大汉军政府，同月27日、及11月1日先后爆发了腾越、滇南起义，三次起义都取得了胜利，全省迅速光复。
民国时期
主词条：护国运动、中国远征军、滇军
民国创立，省自为政，协饷停止，在民国初期及蔡锷任军都督时期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，开源节流，整顿财政。[28]民国四年1915年2月25日，蔡锷、唐继尧等领导发动了护国运动。民国十七年192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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